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分析

我国种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种业的安全发展离不开种子行政执法工作的保驾护航,种子行政执法年对种子行政执法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则是对种子行政执法工作的最后一道保障防线。目前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发展还很不完善,相应的责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已有的责任制度在运行施行上也面临诸多问题,这是利益博弈与规制俘获的产物,更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的体现。分析种子行政执法的责任分解制度、责任考评制度、责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公众参与作为运行保障措施,以期能完善我国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规范种子行政执法工作。     

未来的救赎——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德州模式的思考

在考量我国现有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对德州乐陵法院的模式展开思考,从主导机关、程序设计、证明标准、考察模式和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分析,采用更为稳定的影响因素和证明标准来对于类行政审批程序的前科消灭机制进行重构,以期实现司法力量为主导、综合相关部门协同的抗辩制前科消灭考察程序,来达到社会预防和个人发展的和谐统一。     

行政事实行为法律救济之探讨

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当中对行政事实行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目前只是在学理上进行讨论。行政事实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后,法律上的救济方式和救济范围不够完善,司法实践当中作法不一,公民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需要进行修改,从立法层面完善对行政事实行为侵权进行法律救济的相关制度。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贡献

法律有稳定性,但是适应时代发展进行修改也十分重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已经过了15个年头,一些制度、程序已经无法适用当今司法实践的需要。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草案。草案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正义三方面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有着新的贡献。     

日本内阁制变迁进程中的制度性贫困探析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为恢复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掀起了改革政府行政制度的热潮,以期通过行政制度指导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经济的腾飞。内阁制是行政制度的核心,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新宪法明确了内阁制的方向并赋予了内阁极大的权限,但最终却造成了内阁制的冗余,因此我们要取日本内阁制之精华,去日本内阁制之糟粕,健全国务院制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英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的“历时”研究

语码转换是外语教师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交际策略。借助于Flyman-Mattsson和Eldridge的语码转换功能分类,按照课堂教学步骤对两位英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的运用情况进行了＂历时＂研究。结果发现教师语码转换的使用受各种因素影响,语码转换的类型和课堂教学阶段具有相关性。该研究对外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的使用和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     

论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定性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把规范性文件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证据范围之外,而从证据的特征、行政法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学者的理论分析来看,一般规范性文件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这不仅是行政诉讼法理论的需要,也是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     

地方政府动物防疫强制扑杀行为刍议

在动物疫情应急处理时,政府会对一定范围内的动物进行扑杀。扑杀作为政府的即时性强制行为,在实施中仍普遍存在超范围扑杀,不遵守法定程序,扑杀的方式和方法不规范,扑杀后的补偿范围窄、标准低等不当行为,严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意识、规范地方政府依法扑杀的程序,完善地方法规对扑杀补偿的规制,畅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渠道,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扑杀行为。     

“四议两公开”：村民自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基于河南邓州个案

基于村民自治民主内涵及实践有待深化以及村“两委”关系与“乡政村治”模式有待协调与完善等问题,河南邓州探索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运作规程,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才能实施,决议和实施结果公开。这一程序性制度创新有利于引导村民广泛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实现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均衡,在沟通协商的氛围中体现出现代民主应有的价值内涵。因此,完善的程序性制度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基础,多方联动机制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关键,政府的引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保证。